1942年10月18日重陽,梁漱溟五十歲誕辰時留影于桂林。

借使倘使有人編撰當代版的《世說新語》,1918年11月7日,梁濟和梁漱溟父子倆的對話,足以進得此中,其言其行頗應了魯迅評《世說新語》所言:“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此日,兩人像往常一樣議論起時局,梁濟最后問:“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答:“我信任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往的。”“能好就好啊!”說罷梁濟分開了家。這番對話成了父子間的永訣,還差幾天就60歲的梁濟留下《敬告眾人書》,投凈業湖自殺。

梁濟在遺書中說:“國性不存,我生何用?……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梁濟之逝世震撼了那時言論。1918年的中國在凌亂掉序中照舊動蕩不已,綿亙在面前的濁世,成了梁濟面前的一條河,他決盡前去,像極了漢樂府《箜篌引》中的那位渡河老翁,公無渡河,公竟渡河。

對父親的決盡,梁漱溟在《新青年》雜志頒發了《答陳仲甫師長教師書》,指出父親不是因經濟拮据而身亡,而抱以“全國為己任”,想以此警醒眾人。沉著感性的剖析背后,隱藏了父子倆在思惟、精力上的血脈相連,梁漱溟將來的命運在這一年已埋下了伏筆。

在杭州,有個叫延定巷的老小路,我對它總有莫名的好感。1921年,在北京年夜學任教的梁漱溟離開杭州謁見馬一浮,“謁師長教師于延定巷。進門,長揖下拜。”一代儒宗馬一浮在馬敘倫《石屋余瀋》筆下,是一位“自匿陋巷,日與前人為伍,不屑于世務”的蓬菖人。如許的場景神韻畢現,在人心頭揮之不往,猶似一幅縱逸雋永的水墨山川。

呈現在延定巷的這個年青身影,與馬一浮有著雷同的精力氣質。

此后,梁漱溟凡是到杭州,必與馬一浮見面。這位梁漱溟日誌里的“馬壽”,和他有著配合的志趣,佛儒之學是他們畢生尋求的價值關心。蔡元培看了梁漱溟談佛理的成名作《究元決疑論》后,力邀他到北京年夜學任教,傳授印度哲學,盡管此時24歲的梁漱溟只要中學學歷。在名師云集的北年夜,梁漱溟執教了七年。平生中,梁漱溟撰述甚豐,著有《工具文明及其哲學》《村落扶植實際》《中國文明要義》《人心與人生》等皇皇著作。

但是梁漱溟坦言本身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題目中人”。他平生都在求解兩個題目:一個是人生題目,報酬什么在世?一個是社會題目,中國往何處往?對后一個題目,他不吝以身進局,無論是求索中國文明的將來,仍是從事村落扶植,及在抗戰中介入創立平易近盟,為國是奔忙追求連合抗敵。他被深嵌于很多嚴重汗青事務中,抑或說,他自己成了汗青的一部門。

1924年,對梁漱溟來說,有著特別的意義。這一年,他辭往了北年夜教職。憑仗在北年夜日益遠播的名聲,梁漱溟本可持續往繁榮熱烈里走,他卻分開北京,回身走往最下層的村落、最底層的大眾,沉進了那時中國最麻煩最沉靜的處所。這份枯木蒼然中的濃郁,印刻在了他行跡中:1924年赴山東曹州辦學,1928年在廣州創辦鄉治講習所,1929年北上前去江蘇、河北、山西等地考核村落,同年在河南輝縣介入村治;經過的事瑜伽場地況了迂回波折的百轉千回,1931年梁漱溟最后落腳山東鄒平,開端了長達私密空間七年的村落扶植,直到日寇進侵山東失守,中斷于烽火中。

身在積弱積愚積亂的舊中國,從事村落扶植何其難。梁漱溟卻寄予了很深期許:“村落扶植,實非扶植村落,而意在全部中國社會之扶植。”在梁漱溟的design和推進下,鄒平村落扶植不單興辦教導,還包含縣政改造、興建水利、推行迷信耕田、成長農副業生孩子以及組建金融暢通處、信譽一起配合社、林業和蠶業一起配合社、衛生院、村落自衛隊等,涵蓋了經濟、政治、文明各方面,個中甚至觸及了軌制上的扶植。

梁漱溟摸索的鄒教學場地平形式,備受社會追蹤關心,各界名人和國際外專家學者紛紜前去鄒平觀賞考核。有人高歌贊賞,也有人尖利批駁。在友人憶述里,“鄒平每年只要二三全國雨,大眾膚色紅紫,天然前提極差。”梁漱溟本可安居北京,過閑適生涯,他非但不,還攜妻兒一同住在鄒平。他說:“由於此事太年夜,全部的占據了我的性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要這件事。”

渡河,好像時期的一個寓言。“國將不國”時局下,梁濟是一種選擇,梁漱溟是另一種選擇。梁濟沉郁而盡看,有力轉變近況,他選擇了殉道。梁漱溟是另一類人的代表,他盡力在找盼望,不空口說不埋怨,起而行之尋覓題目的謎底,永遠舉動在孜孜以求題目的處理中。幻想主義者的存在,許是這個實際社會的最年夜榮幸。起始共享空間于上世紀二三十年月的村落扶植,成為當下接續的汗青頭緒,這已超出了成敗自己的意義。

梁漱溟身上有良多標簽:思惟家、教導家、古代新儒家晚期代表人物之一,還有社會運動家、愛公民主人士等。作為一個思惟家,梁漱溟有古人鮮見的性格,他是為舉動而思惟的思惟家,他歷來不裝,言行如一,說實話做真事,由小我見眾生,且又全因真情感。

梁漱溟生前有一個演講記憶,這年他已93歲高齡。記憶里,他鏗鏘的語調,挺直的腰板,舉手投足間的力道,全然不像耄耋老者。他說:“我不是一個墨客,我是一個要拼命干的人,我平生是拼命干。”不知此刻他能否想起,昔時面臨父親生前最后一問的情形。這世界會好嗎?欠好,我就拼命干。終其平生,他都在答覆父親之問。

逝者如此。凈業湖就在離家門口不遠處流淌著,波光粼粼的水面下深潛的仍然是洶涌和彭湃。假若梁濟地下有知,回憶本身義無反顧“渡河”而往,為幻想選擇了撲滅,此刻梁漱溟用平生踐行應對著他的疑問,公無渡河,公竟渡河,這八個字被付與了全新的意義,梁濟必定是欣喜的。

作為父親,梁濟的欣喜或許還浸著熱淚。只要他最明白,在這之前梁漱溟都經過的事況了什么。還在他活著時,梁漱溟完整是另一個樣子容貌。開初,梁漱溟也是一個時期好青年,他參加聯盟會,斷發換衣,保護傳送函件,做過最熱血的事。辛亥反動后,梁漱溟目擊社會渾濁陰晦,漸生厭倦和憎恨,他找不到了前途。他該是墮入了有多沒有方向掃興的地步,有三年多時光他把本身關在家中,謝絕怙恃為他聯婚,整天陷溺于佛法,讀佛典、三餐素食,彼時他的志向是落發為僧當僧人。

這么一個降生者,后來收回了“吾曹不出如蒼生何”,這番激揚之言,佈滿舍我其誰的氣勢,成為梁漱溟平生的轉機點。秋涼陣陣,天仍是阿誰天,他何故起這波濤?

伏脈千里間,有的是隱藏的諸跡。某日,梁漱溟在家備寫報告稿,他涂改滿紙,下筆總不如意,順手翻閱《明儒學案》,看到“百慮交錮,血氣靡寧”八字,陡然心驚,他沉默省悟,決議廢棄落發之念。我在讀梁漱溟這段自述時,仿佛現場目擊了站在鏡前的梁漱溟,他看到鏡中之“我”。梁漱溟后來談及本身27歲時產生的這一人生改變,說:“現在回心佛法,由于認定人生唯是苦,一旦發明儒書《論語》開首即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向看下往,全書不見一苦字,而樂字卻呈現很多多少很多多少,不克不及不惹起我極年夜留意。”梁漱溟何故覺悟尋“孔顏樂處”?他的奇特正在此。一個真正堅韌而深入的個別,當離別舊我,玉成另一個新我,是才識,也是心胸和肚量使然。

有研討者稱梁漱溟是“中國文明奇特價值的果斷守護者”,這個稱呼可謂妥當至極,道出了他刻在骨子里的精力氣質。

1917年10月的一天,梁漱溟在北年夜校長室見蔡元培,問蔡元培對孔子持什么立場。蔡元培說:我們不否決孔子。梁漱溟道:“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施展外,更不作旁的事!”第二年,他索性開設了“孔子哲學”課程,次年又開講工具文明題目。那時全盤歐化的新思潮洶涌彭湃,1921年,梁漱溟撰著《工具文明及其哲學》在如許的情況下出書了。以“中公民族本日所處之位置”,若何從傳統中開出將來中國文明的新路?梁漱溟憂思縈回。這部求索之作,不啻逆眾之言,他的勇氣可見一等,甦醒也是一流。蔣百里在寫給教員梁啟超的信中,絕不粉飾評價它是“此亦近來震古爍今之著作”。這個從不吠形吠聲的人,著書所發的心得睿識,至今仍閃耀著光耀:“比來將來之世界文明,將為中國文明之回復。”這年梁漱溟尚不到三十歲。假如梁濟看到如許的預言,看到百年后的中國,不知會看成何想。

梁漱溟活著95年,他碰到的風平浪靜,歷經的沉沉浮浮,反倒令漫長的平生沛但是熱鬧。離開這人世,你我都是渡河人,有人自渡,本已不易,更有人不時覺醒,渡人渡世。看口角舊照里的他,年青時俊秀秀氣,中年神情奕奕,舉止間有種置之度外的自在。到了老年,雙目傲視,一臉的倔犟,其樣子容貌如“巖巖若孤松之自力”。這種孤松之感,成了梁漱溟之所所以梁漱溟的光鮮標識。越到老,他越是皮相盡脫,只剩下了神韻。

作為同是收支紅樓的北年夜舊人,張中行在《負暄續話》里專門寫了一篇《梁漱溟》,說本身閉戶凝神想起他,不由會落下同情之淚。同情的淚里,想必有念念難忘,也有老師長教師對本身與梁漱溟身處統一時期風云的感念,對梁漱溟可敬之處,張中行連說了五個“也”。

上世紀七十年月,美國粹者艾愷傳授出于對梁漱溟治學、為人的仰慕,隔著年夜洋為不曾碰面的梁漱溟作傳,著有《最后的儒家》。1980年8月,艾愷終于如愿來華見到了梁漱溟。在北京的那些日子,他天天一早便往梁家造訪,兩人如圍爐晨話先后有了十余次長談。我對這位美國傳授印象不亞于傳主,假如沒有深摯的中國文明成就,沒有對梁漱溟深度的懂得,隔著地區、膚色、年紀和政治、文明的差別,如許的對話交通,很難想象能連續下往。談及王陽明時,他們有過一段出色對話。

艾愷問梁漱溟:您和王陽明有良多相似的處所,你感到本身是一個通俗人嗎?

梁漱溟答:我就是一個通俗人,只不外我似乎看見了,遠遠地看到了,看到了王陽明,看到了孔子,似乎天有霧,在霧中遠遠地看見了孔子是怎么回事,王陽明是怎么回事,遠遠地看見。

梁漱溟于我們,又何曾不是。猶若在延定巷,遠遠地,也看之儼然。

梁漱溟最后的回葬地不在他存亡于斯的北京。依其遺愿,他被分辨葬于桂林和鄒平。一個是他的祖居地,一個是他傾瀉血汗為之奔赴的處所。他最后以如許的方法,離別了這個他信任一天天往好里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