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強】源流互質視野下的董仲舒及漢代《年齡》觀

作者：劉洪強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初七日癸酉

          耶穌2019年12月2日

 

作者簡介：劉洪強（1986－），男，山東臨沂人，清華年夜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討員，歷史學博士。

 

摘要：西漢《年齡》學有以下幾個特征：神化孔子作《年齡》，為漢代政治符合法規性服務；以《年齡》經世，為漢代政治和改制供給藍圖和具體指導；《年齡》流為史學，為后世的歷史書寫供給了較為成熟的范式、體例。通過以章學誠提出的源流互質的方式來對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人經學觀和史學觀進行研討，辨析其學術思惟的特征發現，相對于章學誠對于政治性闡釋的審慎和加倍關注“《年齡》經世”或“《年齡》家學”的史學意義，漢儒對“《年齡》經世”的懂得帶有很強儒學政治化的顏色，其學術形態和政治形勢有著千絲萬縷的勾連。

 

關鍵詞：董仲舒；《年齡》；章學誠；源流互質；漢儒

 

《年齡》撰成后，孔子包養意思口傳門生，在流傳過程中逐漸構成清楚釋《年齡》的傳。《漢書·藝文志》著錄了五家：《公羊傳》《谷梁傳》《左傳》《鄒氏傳》《夾氏傳》，此中，“鄒氏無師，夾氏無書”[1]，兩漢廣泛流傳的重要是《公羊傳》《谷梁傳》《左傳》三傳。據清代學者皮錫瑞的觀點，漢代是“經學興盛時代”和“極盛時代”[1]，后世《年齡》學的解釋范式年夜多在兩漢有著對應形態。據宋代學者洪邁考證，《公羊傳》盛于景帝以后，最先立于學官，公孫弘、董仲舒皆治《公羊》；《谷梁傳》盛于宣帝時，劉向曾研習《谷梁》學；《左傳》終西漢之世不顯，雖獲得河間獻王、劉歆等重視，卻為官學博士們反對，認為“左氏不傳《年齡》”[2]406-408；東漢章帝令賈逵為《左傳》作訓詁后，《左傳》年夜興，《公羊傳》《谷梁》二傳逐漸陵夷[2]。

 

歸納綜合來說，西漢《年齡》學有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神化孔子作《年齡》，為漢代政治符合法規性服務。西漢開國天子劉邦起于百姓，在時人看來，其得國與夏、商、周等朝代為圣王之后且經過多代人積累分歧，比擬似乎不夠根深葉茂，在尚處于封建制向郡縣制轉換適應期的人看來似乎有些符合法規性闕掉，這也是西漢中后期“再授命”出現的一個緣由。在此情況下，不斷有人試圖以符瑞諂媚、以緯書附會，通過神化孔子以論證劉氏之興為授命于天，為非貴族出生之漢朝符合法規性辯護。權且不論緯書中對“端門授命”等說法的鋪張，即便在兩漢《公羊》家闡釋中也時有漢朝授命的說法。西漢《公羊學》家將孔子視為“素王”，將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視為孔子受天命制作的符瑞。董仲舒認為：

 

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致者，西狩獲麟，授命之符是也。然后托乎《年齡》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皇帝，而加憂于全國之憂也，務除全國所患。而欲以上通五帝，下極三王，以通百王之道，而隨天之終始。[3]157-158

 

趙岐在注解《孟子》“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時，指出：

 

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圣人之謙辭也。[4]

 

何休在解詁《公羊傳》的“西狩獲麟”時說得更為“環環相扣”：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于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干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全國。不地者，全國異也。又先是螽蟲冬踴彗，金精掃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強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虐，然后劉氏乃帝，深閔平易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

 

以何休為代表的《公羊》學家構建了一個關于漢代來源的政治神話，“西狩獲麟”就是這個神話體系中主要一環。在何休看來，在象征君位的麒麟，被樵夫在東方獲得后，孔子預言到了，周衰之后，將有百姓劉氏以干戈取全國，且路線為自東向西。通過將“西狩獲麟”與年齡以后時勢變遷和劉邦逐鹿華夏的歷史的結合，何休賦予《年齡》一種政治性。何休認為，孔子不僅預見到秦亡漢興，並且不滿足于逗留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無王者之位卻行王者之事，“貶皇帝，退諸侯，討年夜夫，以達王事甜心寶貝包養網罷了矣”[5]3297，借助創制《年齡》“為漢帝制法”：

 

孔子見時衰政掉，恐文、武之道絕，又見獲麟，劉氏方興，故順天命，以制《年齡》授之。必知孔子制《年齡》以授漢者。[6]3

 

何休為東漢《公羊》學年夜師，此說當出于西漢緯書或《公羊》家師說。通過后儒對孔子作《年齡》的神化和附會，《年齡包養一個月》在漢代具備了成為“帝王之學”最主要的效能，論證漢興的公道性與正當性。

 

這種風氣甚至影響到以紀實和文辭見長的《左傳》，后儒出于政治需求，對于《左傳》“奮其私筆，肆意更改”[7]98。近人唐武功徵引王祖畬《讀左質疑》的見解指出：“西漢時，《公羊》先立于學官，緣飾讖緯，治《左氏》者效之，亦竄進符瑞之說。”[7]98如《左傳》文公十三年記載：士會返晉，他有一支后嗣繼續留在秦國，“其處者為劉氏”[8]，以之劉氏為堯帝之后。東漢古文經年夜師賈逵在《左氏長義》進一個步驟解釋，“在秦者為劉氏，乃漢室所宜推先”，他還以此論證《左傳》之義長于《公羊》《谷梁》二傳甚至于其他諸經，“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后者，而《左氏》獨有明文”[9]383。實際上，從修辭角度來說，這句話略顯冗贅，后世有學者認為非《左傳》原文，而是漢代儒者為論證劉氏得全國之正而羼進的，“自是之后，自托古帝王之胄裔，復成積習”[10]，代漢而立的王莽就自陳為舜帝之后。同樣推重《左傳》的劉知幾對賈逵此舉頗不以為然，稱之為“取悅當時，殊無足采”[9]380。

 

第二，以《年齡》經世，為漢代政治和改制供給藍圖和具體指導。《包養違法年齡》依靠了孔子撥亂歸正的幻想，司馬遷評價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年齡》”[5]3297，為君主和士人之政治實踐供給了一種能夠性。相對于父、祖，漢武帝好儒學，尤包養感情其“好《公羊》”[6]7-8，朝廷年夜政方針的出臺和調整經常需求從《年齡》上找到依據，漢武帝出擊匈奴理論依據即為《公羊傳》“年夜復仇”之義；流風之下，張湯等政治嗅覺敏銳的司法官員在斷案時經常比附《年齡》經義，即所謂的“年齡決獄”。西漢末，劉向徵引《年齡》經義“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為陳湯在西域矯詔屠滅北匈奴郅支單于的行為辯護[2]705-706。

 

漢武帝對《年齡》的推許與改制的時代需求親密相關。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漢武帝明確提出了改制之主張與路徑[2]563-570，徐彥征引《年齡》說指出“孔子作《年齡》以改亂制”[6]3，《公羊傳》剛好契合了這一時代請求。因此當漢宣帝繼位后，改變了武帝時開拓進取的內外政策后，轉而支撐相對而言略為守成的《谷梁傳》。

 

董仲舒認為：“《年齡》文成數萬，其旨數千。”[11]1康有為在《年齡董氏學》中依照“年齡旨”“年齡例”“年齡禮”“年齡口說”“年齡改制”“年齡微言年夜義”等條目對董仲舒之《年齡》學思惟進行了梳理，就以“年齡旨”為例，其所列條目即有：“奉天”“皇帝諸侯等殺”“立君書不書”“譏賞罰不當”“親德親親”“惡伐同姓”“傷痛敦重”“惡欲為君則從其志”“誅細惡以止亂”“刺上矜下”“敬賢重平易近”“惡戰害平易近”“戰有惡無害”“當仁不讓”“常變義”“處變年夜義”“知憂”“失意宜慎”“榮辱”“諱年夜惡”“慎所從事”“得眾”“猶全國”“譏分歧群”“重志”“聽獄本領援志”“誅意”“不畏強御”“為善犯警不取不棄”“察微”[11]1-22。董仲舒在《年齡繁露》中說得更清楚：“《年齡》之道，年夜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3]161可見，所謂“《年齡》之義”就是政治原則、政治經驗及在具體情勢下辨別政治行為之長短善惡，并為下一個步驟的政治實踐供給一套行為方法。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年齡》成為“經世之學”。

 

何休認為孔子“志在《年齡》”“行在《孝經》”，“此二學者，圣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6]3。徐彥對此注解到：“凡諸經藝等皆治世所須，但或此經或是懲惡勸善，或是尊祖愛親，有國家者最所急行，故云‘治世之要務’，言治世之精要急務也。”[6]3

 

司馬遷曾問學于《公羊》學年夜師董仲舒，在《太史公自序》中他系統闡述《史記》著作之義及對《年齡》一經的見解：

 

太史公曰：“祖先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包養意思正《易傳》，繼《年齡》，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年夜夫壺遂曰包養甜心網：“昔孔子何為而作《年齡》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子，年夜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消，道之不可也，長短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全國儀表，貶皇帝，退諸侯，討年夜夫，以達王事罷了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包養行情行事之深切著明包養網比較也。’夫《年齡》，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長短，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生死國，繼絕世，補弊起廢，霸道之年夜者也。《易》著六合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水溪谷禽獸草木雌雄牝牡，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年齡》辨長短，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年齡》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年齡》。《年齡》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年齡》。《年齡》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忙不得保其社稷者不成勝數。察其所以，皆掉其本已。故《易》曰：‘掉之豪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成以不知《年齡》，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成以不知《年齡》，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欠亨于《年齡》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欠亨于《年齡》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逝世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欠亨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良人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全國之年夜過也。以全國之年夜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年齡》者，禮義之大批也。夫禮禁已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5]3297-3298

 

由上可知，司馬遷對《年齡》甚為推重，“繼《年齡》”是他的一個志向。他認同董仲舒的見解，周末霸道廢弛，孔子作《年齡》以依靠霸道之意，為此，他在董仲舒的基礎上提出了“《年齡》辨長短，故長于治人”“《年齡》者，禮義之大批”等對后世頗有影響的命題。在司馬遷看來，《年齡》之長在于“治人”包養站長，在于防患于已然。從年夜的方面來說，《年齡》“上明三王之道”，確立了一套政治原則，如“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生死國，繼絕世，補弊起廢”“撥亂歸正”[5]3297；從小的方面說，《年齡》“下辨人事之紀”，在具體政治情勢下可以起到辨別嫌疑、是非分明、打消猶豫的後果。《年齡》作為“禮儀之大批”，相對于直接刑罰來說，是一種事前之規范，具有防微杜漸、曲突徙薪的意義，可將禍患消滅在萌芽狀包養女人態，故而《年齡》既是君主的“帝王之學”，又是士人的“經世之學”。

 

司馬遷在將《年齡》視為值得仿效的史學范例的同時，也重視《年齡》的經世價值和政治意義。

 

總之，以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為代表的《公羊》家通過“理論的觀光”的方法，將孔子對于年齡時期社會變遷的思慮，放置到漢代政治語境之中，以之吸取政治聰明。政治性是《年齡》學在漢代發揮的主要方法，它為漢代供給符合法規性，為漢代君主和士人供給了一個懂得晚世歷史變遷的標準，并為政治實踐供給了一個行動指南，有助于增強漢儒政治實踐才能。但對于政治的過度比附，也形成了經學文本解釋的隨意性，進而導致儒者在言說《年齡》時難免存在“倍經、肆意、反傳違戾”[6]4令“說者迷惑”[6]4之處，這也是《公羊傳》“多很是異義可怪之論”[6]3-4的主要緣由。

 

第三，《年齡》流為史學，為后世的歷史書寫供給了較為成熟的范式、體例。司馬遷模仿《年齡》之意著成《史記》。班固承繼劉向父子之學，在《漢書·藝文志》中以“七略”收拾古今著作，將史學附于六藝略中的“年齡”條面前目今，可謂卓見。《漢書·藝文志》對《年齡》之作及其史的意義有如下論述：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度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年齡》，言為《尚書》，帝王靡包養價格分歧之長期包養。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圣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缺乏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缺乏征也。文獻缺乏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性，因興以建功，就敗以成罰，沐日月以定歷數，借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成書見，口傳門生，門生退而異言。丘明恐門生各安其意，以掉其真，故論本領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年齡》所貶損年夜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季世口說風行，故有《公羊》《谷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12]

 

可知，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是講《年齡》與史學勾連在一路，他在《年齡》面前目今羅列二十三年中，既有《年齡古短期包養經》《公羊傳》《谷梁傳》《鄒氏傳》《夾氏傳》《公羊外傳》《谷梁外傳》《公羊章句》《谷梁章句》《公羊董仲舒治獄》等經或解經及就《年齡》經闡發治事之作，也有《奏議》《奏事》《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年齡》《漢年夜年紀》《續太史公》等政書和歷史類著作。

 

如前所述，班固將史學歸于六藝之下《年齡》，將《年齡》《尚書》視為古史官對于君主言行之書寫，并認為《尚書》為左史記言之作、《年齡》為右史記事之作。周朝陵夷之后，典籍殘缺，孔子借助周朝史記依靠“褒諱貶損”之義。班固強調《年齡》與史的關聯。實際上，在“七略”書籍分類體系中，史學著作被歸類于《年齡》類，在《年齡古經》之下，首列《左氏傳》，在敘述中，也強調左丘明得孔子之“真”，而于《公羊》《谷梁》《鄒》《夾》四傳等孔門門生口說之傳則有“空言說經”之批評。在班固看來，《年齡》是“事”與“義”之聚集。

 

通過包養站長剖析章學誠相關文本可知，《周官》與劉向、劉歆父子為章學誠學術思惟的主要源頭，章氏以“推闡向、歆父子之業，以究悉其長短得掉之地點”[13]945-946為志業，劉氏父子則稱得上章氏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3]945-946學術方式的更早實踐者。盡管劉氏父子《七略》《別錄》等書已經散佚，但班固《藝文志》卻保留了劉氏校讎目錄之學，可以通過《藝文志》推究劉氏父子之學，正所謂：

 

劉向《洪范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13]184

 

章學誠認為班固史學出自劉歆，其《漢記》等書雖散佚，但由于《漢書》的存在，仍可借此窺測劉氏學術之面孔。遍覽章氏論著，他對劉氏父子的推重隨處可見，以此為其文史校讎之學的主旨與評價學人學術成績的標準。章學誠在《校讎通義》《信摭》中以此權衡《通志》作者鄭樵：

 

《藝文》為校讎之所必究，而樵不克不及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于前人年夜體，終似有所未窺。[13]945

 

校讎之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推見前人之年夜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者也。[13]949

 

《章氏遺書包養ptt》的編者王宗炎曾復信章學誠也指出：

 

《年齡》為師長教師學術之所從出，必能探天人道命之原，以追闡董江都（仲舒）、劉中壘（向）之緒言，尤思早成而速睹之也。[14]927

 

章學誠在《清漳書院留別條別》中，對《年齡》與其他諸經比較，認為其在論事上較有長處：

 

此經文體，用論事之法，則出經進傳，縱橫樹義，較他經文字，易于見長。[15]

 

顯然，王宗炎認為《年齡》是章學誠學術的主要條件，其“探天人道命之原”“識前人之年夜體”可以追溯到董仲舒、劉向。作為章學誠的老友和著作收拾者，王宗炎這個判斷是值得留意的。實際上，董仲舒之成為章氏“探天人道命之原”所效法的對象，與司馬遷就《年齡》問學董仲舒是分不開的。盡管董仲舒專注經學，司馬遷聚焦史學，但是在章學誠看來，“司馬遷本董氏天人道命之說，而為經世之書”[14]67，因此兩者在經世及“探天人道命之原”等思惟方面卻異曲同工，司馬氏效法《年齡》、“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主旨與董仲舒《天人三策》及《年齡繁露》相關旨趣是分歧的。章學誠對“事”與“義”的討論在某種水平上可以說是董仲舒經學在史學領域的一種體現，正所謂“馬、班著史，等于伏、孔傳經”[16]221-222，章學誠也堅持史學同樣存在類似于漢學般的史學傳授體系[3]，模仿經學傳授體系，他探本溯源，構建了一個從《年齡》到《史記》再到后世官修和私人著作的一個史學的傳授譜系。

 

漢儒與章學誠均重視“《年齡》經世”，不過兩者對于這一范疇的懂得有著鮮明的區別。在章學誠看來，史學源于《年齡》，《年齡》是“事”“文”“義”的結合，不單是史料的堆積和文辭的排比，而是有其義，即“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拘于常理，“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成得而拘，類例之所不成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于同心專心”[16]151-152，史學區別于只對“君臣事跡，訴訟典章”進行編纂排比的“整齊故事”之類的史料匯集，而是專家之學、獨斷之學。專家之學，講究變通、尋求“別識機杼”，區別于“科舉之程式，胥吏之公牘”[16]151-152。章學誠曾屢次說起東漢年夜儒馬融師包養女人從班固之妹班昭的事例，以此論述“家學”的主要性。“《年齡》家學”包養合約聚焦的問題是若何以恰當的情勢體現歷史之“意”，所謂“前人重包養意思家學，蓋意之地點，有非語言文字所能盡者。……家學所存，別人莫能與也”[14]688。章學誠據此對后世史學之流變進行了評判，恰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得出了“唐后史學絕而著作無專家”[14]170、缺少“能推包養網ppt前人年夜體”的良史的結論[4]。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昌明“《年齡》經世之學”的路徑：“誠得如劉知幾、曾鞏、鄭樵其人而與之，由識以進之學，由學而通乎法，庶幾神明于前人之意焉。”[14]750實際上，這也恰是《文史通義》一書的主旨和章學誠參與處所志纂修的一個主要意圖。

 

在章學誠看來，史學不是開館匯集眾人修史的筆削之學，而是一包養平台門專家之學。值得留意的是，專門之學、專家之學并非明天意義上的史學專門化，章氏反對史學專門化，他對于考據學的批評恰是從其支離瑣碎上進手的。他尋求的是“通”，是“博而能約”。恰是在這個意義上，章學誠疏離了公羊學意義上的年齡觀，也對文人修史提出了批評。

 

在必定水平上，與漢儒對“《年齡》經世”的儒學政治化的懂得分歧，章學誠更關注“《年齡》經世”或“《年齡》家學”的史學意義，以之梳理史學的淵源和流變，“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負發凡起例，多為后世開山”[14]688。盡管章學誠對于《年齡》的政治性闡釋較為審慎，但并不代表他不從經學中吸取政治資源，包養平台否則章學誠就不會決心區分周、孔而視周公為集包養網dcard年夜成者了。章學誠更熱衷于從《周官》《周易》中提煉“官師合一”范式和改制、變化思惟。好比章氏對《年齡》“即器以明道”[16]151-152的定義，更像是對《周官》的佐證，而非對《年齡》之義的發明。他的改制、變化之義并非如董仲舒等漢儒以《年齡》“元年春王正月”闡發[5]，而是從《周易》“變易”之義引申而出[17]，這當然與章學誠對《年齡》《周易》的分歧懂得，也與文字獄等清代文明政策對士人書寫方法的規范有關[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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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倉修良.文史通義新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1993.

 

[15]章學誠.章學誠遺書[M].北京:文物出書社,1985:677.

 

[16]章學誠.文史通義[M].呂思勉,評.上海:上海古籍出書包養行情社,2009:221-222.

 

[17]劉洪強.源流互質視野下的章學誠思惟研討[D].北京:清華年夜學,2009:65-80.

 

注釋：

[1]洪邁《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二，清修明崇禎馬元調刻本。

 

[2]洪邁《容齋隨筆·容齋四筆》卷二，清修明崇禎馬元調刻本。

 

[3]再如章氏喜歡用的“專家”“專門”等皆為西漢儒者治經的主要特點。

 

[4]章學誠屢次提到“至唐而史學絕矣”的觀點，在他看來，唐以后除劉知幾、曾鞏、鄭樵寥寥數人外，“余子則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學而非學爾”。倉修良《文史通義新編》第750頁。

 

[5]董仲舒《年齡繁露》中有《三代改制質文》一篇，借助《年齡》“王正月”闡發“王者必授命而后王，王者必矯正朔，換衣色，制禮樂，一統于全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乃所以受之于天也。王者授命而王，故制此月以應變，故作科以奉六合，故謂之王正月也”。蘇輿《年齡繁露義證》第185頁。

 

[6]對《年齡》改制與《周易》變化的區分，體現出章學誠對于清代正統性的見解，也與文字獄對清代書寫方法的影包養管道響有關。在章學誠看來，孔子以士人成分討論改制、王魯、《年齡》作新王等義，在清代危險性系數是頗高的。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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